[近现代史]征借、没收、缴获与采摘——长征中红军的经济来源

红军长征图

提示:本文内容转自网络,若有疏漏之处欢迎留言区进行指正。本篇内容主要记录近现代历史中比较重大的一件事情长征。在网络上看了这篇文章后感觉非常有意义,因此作为收藏之用。

1934年1月,毛泽东在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作报告,详细阐述了苏区的经济问题,后来这份报告被收录到《毛选·第一卷》,题目就叫《我们的经济政策》。

毛泽东在文章里开宗明义:

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,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,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,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,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,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,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,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。

这段话可以说是苏区的经济指导理论,尤其是那句: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,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。

一般来说,革命年代的核心是战争,粮食、财政和装备都要向战争倾斜,怎么能在抽调战争资源,用来改良民众生活呢?

这种削弱战争能力的做法,可从来没见过呀。

不要急,红军马上就让你见到了。

1934年4月底,红军在“广昌战役”中损失5000余人,遭遇惨重的失败,再加上蒋介石“碉堡战术”的围困,导致中央苏区不断缩小。

博古、李德为首的中央领导班子发现,想打赢“第五次反围剿”已经不可能,于是准备大规模战略撤退,到10月份开始长征,足足准备了半年之久。

5月5日,《斗争》杂志发表文章,号召大家“冲破敌人封锁线去恢复和创造新的苏区,扩大自己的队伍和创造新的红军”,这个口号相当于长征的预热。

短短半个月后,《斗争》杂志做为喉舌,直接发表了扩红的指示:

“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了5、6、7月扩大红军五万的计划。”要求地方和部队执行命令,完成突击扩红的任务。

以苏区的动员力度,扩红基本没什么问题。

到了7月7日,地方和部队便超额完成任务,扩红人数达到62269人,仅于都就有一万多人参加红军,红军恢复到10万人的规模。

有了人,还得有粮食。

中央在紧急扩红的同时,主要做了三件事来突击筹粮:

号召群众节省3升米,挤出75000担谷子,供应红军新战士和前线部队。

没收地主和富农的粮食65000担。

动员群众借给红军10万担谷子。

和招兵扩红一样,筹粮也进行的非常顺利,8月8日粮食部长陈潭秋宣布,24万担粮食的动员任务,已经基本完成了。

不过要保证日常供应,还得储存战略转移的口粮,这些粮食远远不够,还需要继续筹集。

正好马上到秋天了,中央规定,必须在秋收的时候,完成60万担借谷和土地税征收的任务。

时间不变,任务量翻三倍,一般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吧?

结果9月30日陈潭秋向中央报告,筹粮任务已经完成,动员了68.8万担,收集58万担,共计126.8万担粮食。

眼看粮食到位,中央和财政部说,人家粮食部在筹集粮食,你们财政部也得筹点钱吧?不多,就80万元,赶紧去办吧。

军令如山,还能说的,办呗。

财政部长硬着头皮,和地方政府用挖浮财、提前征收1934年税收、增加钨砂出口的方法,短短2个月就完成筹款80万元的任务。

这笔钱是财政部搞到的,当然由中央保管分配。但是要进行战略转移,各种事情千头万绪,中央财政不可能面面俱到,总有照顾不周的时候,那基层战士怎么办?

我们能想到的,当时的领导人也想到了。

他们觉得,出门在外不能管的太死板,必须有一定的灵活性,战士的身上也带点钱,以备不时之需。

以前的财政收入里有很多硬通货,比如黄金、银元和珠宝,因为用不上,便埋在瑞金城外的山洞里。

现在要战略转移了,这些硬通货不能留给蒋介石,就派人挖出来均分给红军战士,让他们手里有点零花钱,离开苏区以后可以买东西。

这样一来,中央保管大钱,战士保留小钱,能在不同程度上解决经济危机。

1934年10月10日,8.6万红军从瑞金等地出发,走上前路茫茫的长征路。

他们把筹集到的粮食分成两部分,一部分留给苏区人民,让他们在红军走后能够维持生活,另一部分约92万担随军长征,真正做到了集中力量供给战争,同时改良人民生活。

虽然留下的粮食数量不多,但已经是红军能做到的极限了。

92万担粮食、80万元现款、每个红军战士身上的5-7天的口粮和零花钱,就是红军离开苏区时的经济账本。

这些物资足够红军生存一段时间。

而且红军刚出发的时候,基本不需要打硬仗。

我们之前说过,赣南是中国钨砂的重要产地,红军就用钨砂和广东陈济棠做生意。长征出发之前,朱老总给陈济棠写信,提出停止作战,恢复自由贸易的建议。

陈济棠明白朱老总的意思,便直接挑明了,说粤军后撤40里,红军有什么行动一定要发来通知,要不然可能引起误会。而且红军要保证,只借道通过,不进入广东腹地。

陈济棠愿意让路,当然不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,而是陈济棠看中赣南钨砂,想在红军撤离之后,立即派兵北上,占领赣南钨砂这颗摇钱树。

不管陈济棠的目的是什么,愿意让路总是对红军有利的,于是朱老总和陈济棠达成协议,蒙了蒋介石一把。

所以在红军刚开始长征的时候,粮食和财政充足,不用打硬仗,基本没有太大的危险。

直到2个月后的湘江战役,红军才面临真正的生死危机。

红军的物资准备充足,但是不开辟新财源的话,很容易坐吃山空,所以长征进行到中期,主要经济来源是打土豪。

早在1934年10月22日,刚出发不久的红军便未雨绸缪。

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发出通知,要求各部队在行动的时候,随时注意向地主、富农、商人筹款和征集物资,并且在《没收捐款暂行细则》里规定:

没收地主和反动分子的全部家当。

富农可以向红军捐献粮食、洋油和军用品。

所有行动必须张贴布告,和当地人民说清楚。

从地主—富农—贫民,什么人是什么标准,规定的非常清楚。

不过红军是纪律严明的军队,打土豪也不能乱打,要是每支部队都能随便打土豪,就能容易出问题。

于是红军设立了“没收委员会”,做为打土豪的最高领导机构。

每当红军部队进入一座城市,“没收委员会”便和部队的最高政治部门一起,安排打土豪、筹粮和索捐的事情。

等所有事情完成以后,物资和钱粮由“没收委员会”保管,然后再由“没收委员会”和后勤部门合作,把物资钱粮按需分配给各部队。

发现了吧,红军在长征这种艰难时刻,都能保证一切行动听指挥,从来不会出现部队为了抢战利品而大打出手的闹剧。

别说一切缴获要归公了,所有部队都没资格去缴获钱粮。

那怎么才能知道谁是土豪呢?

要知道红军的行军速度非常快,经过的都是陌生地方,要打土豪保证经济来源,还得执行“关心贫苦人民”的纪律,想快速分辨土豪筹集钱粮,实在太难了。

其实也有办法。

红军总有先锋部队吧,“没收委员会”就派人和先锋部队一起行动,边行军边调查,调查清楚哪家是土豪,便在门口贴一张条子,上面写着五个大字:

此户是土豪。

这就是做了记号,等后续部队抵达的时候,“没收委员会”和政治部门会进行第二次确认,保证不冤枉一个好人,也不放过一个坏人。

确认土豪也是一门技术活,林伯渠在遵义给部队传授过“一摸二看法”,就是先暗中摸底调查,再看房子和牲畜。

那些房子大的、牲畜多的,想都不用想,百分百是土豪。

这些东西相当于豪宅和豪车,穷苦人民怎么可能有呢,你什么时候见过打工人开宾利?

林伯渠的方法简单粗暴,李坚真的判断方法就细致多了。

每到一个地方,李坚真就和几个同志爬上山头,从高处看谁家的房子大,看看先锋部队的记号准不准确。

确定高门大院以后,李坚真和同志们就下山,走到门口听狗叫的凶不凶,因为他们断定,土豪家的恶犬是最凶的,如果不凶的话,极有可能是破落户养的宠物犬。

一旦听到狗叫的非常凶猛,OK,进门。

进门之后还有三道程序。

第一是看猪栏、牛栏、马栏,如果牲畜多,那就和林伯渠的方法对应上了,肯定是土豪没跑。

第二是看灶台。土豪家的生活质量高,经常能吃到肉,而且做饭炒菜也愿意用油,所以灶台上肯定有一层厚厚的油污。他们抹一把灶台,发现手上有油污,那这一道程序也完成了。

第三是看农具。穷苦人民普遍农具不多,够自己用就行,土豪家就不一样了,因为要给下人和佃户使用,各种铡刀、犁、耙、铁锹、镰刀等农具非常齐全。

看到农具整齐摆在仓库,李坚真的第三道程序也完成了。

“这家就是土豪,准备打。”

确定了土豪的名单,到底怎么打,也有讲究。

那些城镇的小土豪,红军贴出布告说明情况,直接就进去打了,然后把打土豪缴获的钱粮,一部分留做军用,其他的分给当地穷苦人民。

朱老总和史沫莱特说过,我们总是没收地主和官吏的财产,把我们的粮食补充够了,便把剩下的分给贫农和城里的贫民。

都这时候了,红军还在兼顾供给战争和改良民众生活。

而对于臭名远扬的地区性大土豪,红军就会召集贫苦人民开大会,把道理讲清楚了,军民一起进去,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。

比如1934年腊月26日,中央红军到达四川古蔺,当地有个大土豪叫王典章,此人有个“安贵园”,常年囤积着足够数万人吃的粮食。

红军调查清楚以后,便召集当地人民批评王典章,当地人也一把鼻涕一把泪,声讨王典章不是个东西。

群情激愤之下,红军和当地人民说:

“干人兄弟们,土豪劣绅平时压迫剥削我们,打土豪没收他们的不义之财,是取之有道的。现在要过年了,有的干人还没有米和肉,大家都分了吧,红军一定给你们撑腰。”

大家听到红军的话,马上冲进去分粮分肉,不到2个小时,附近十里八乡的穷人都来了。

那种景象类似于史书里写的,义军开仓放粮,百姓来归。

就用这么一套方法,红军打土豪特别顺利,而且从来没有打错一个土豪,基本保证了长征中期的经济来源。

萧峰在《长征日记》里记载,1934年10月到1935年5月,打土豪没收财产的就有21例。当然每一例不是只打一家土豪,而是一次大规模的打土豪,比如萧峰详细记载了一例:

“1934年10月20日,没收15家地主财物,筹款3万多元,筹衣被1200多件,筹粮很多。”

这只是萧峰的个人记载,他不知道和没记载的,比比皆是。

比如1935年1月,中央红军在贵州桐梓打了胜仗,经过顺藤摸瓜,在附近山洞找到贵州军阀藏匿的6万银元和黄金、粮食等物资。

比如在遵义打土豪153家,仅贫苦人民就分到90万斤粮食、500担盐巴、5万多件衣服。你想想红军留下的粮食有多少。

所以中央红军除了缺武器和减员,其他方面其实还可以,苦是苦了一点,不过也能过得去。

而红二方面军在长征路上,共筹集到21万银元,以及保证走到陕北的粮食。最有名的一次是在锡矿山,在矿霸家里查到16000银元和3000担粮食。

红四方面军长征时间比较晚,路程也最短,应该是最不差钱的,当事人的原话是:

部队供应状况还是好的。

中央红军进入贵州,打了不少胜仗,便能在城镇里稍微休整一下,利用这段时间,红军还抽空做点生意。

1935年1月,贵州军阀王家烈节节败退,红军没收了王家烈开办的盐行,以及王家烈准备犒劳薛岳部队的白金龙香烟,价值五万银元。

王家烈是真舍得花钱,但是他不知道,想接替他做贵州省主席的人,正是到贵州“剿共”的薛岳。

当时红军抽烟的人很少,盐也不能当饭吃,缴获这些东西和鸡肋似的,怎么办?

卖掉变现呗。

红军把王家烈的盐和香烟收集起来,取出一部分送给贫苦人民,随后便由后勤部门开办集市,把盐和香烟低价卖给当地群众。

因为远远低于市场价格,这些东西很快就被抢购一空,而红军用缴获的战利品,换来现金和银元。

有银元有时间,各部队给红军战士发了零花钱,让他们采购一些必需品,顺便自己改善一下生活。

这样一来,当地的商家也跟着沾光。

陈云在《随军西行见闻录》里说过,红军在猴场的时候给战士发了过年费,“商店及小贩莫不利市三倍。”

到了遵义城,卖毛巾雨鞋的杂货铺和书店,基本被红军战士采购一空,连仓库里的存货都没了。面馆和酒肆,依然是“莫不利市三倍。”

我们前文说过几次,战争供给和改良民众生活是红军的原则。

所以红军总部领导想到一个问题,在城镇休整的时候,有些战士可能用苏区货币买东西,而苏区货币在其他地方是不能流通的,红军战士花出去,不是坑人么?

于是总政治部规定了,每到一个地方,师级部队要设立临时货币兑换处,商家可以用收到的苏区货币,等价兑换全国通行的银元,决不让商家受损失。

如果没有临时货币兑换处,苏区货币绝对不能用,谁敢用就是违反纪律。

红军改善生活,商家小赚一笔,贫苦人民得福利,这事让蒋委员长知道,怕不是要气死。

不过当时红军内部已经流传一个笑话,说南京和各省军队长官是运输队长,蒋委员长是运输总指挥......

要不是为了写这篇文章查资料,我还不知道“运输大队长”的起源这么早。

而有了运输大队的后勤补给,以及红军一路打土豪积累的银元,让红军总部和战士都有一笔钱可供支配。

这笔钱在长征中后期,起了大作用。

“四渡赤水”以后,红军沿着贵州、四川和云南的边界行军,而这些地方是少数民族聚居地。

为了照顾少数民族的习俗,避免不必要的麻烦,红军总部规定,不允许在少数民族地区打土豪。即便要打土豪,也是红军宣传和讲道理,让少数民族的群众自己来打。

于是此后的粮食来源,主要是向少数民族买。

朱老总亲自写了布告:

红军万里长征,所向势如破竹。

今已来到川西,尊重黎人习俗。

军纪十分严明,不动一丝一粟。

粮食公平买卖,价钱交付十足。

如果红军经过的地方有人在家,红军战士便好言好语公平买卖,绝对没有强买强卖的行为,要是卖家也不富裕的话,红军战士会刻意多给钱,甚至比市价高出一半。

如果没人在家,那也没办法,只能取走一部分粮食,然后把银元放在米缸里,并且留下致谢的字条,说我们是红军,不得已吃了你家的粮食,买粮钱放在某某地方,深感歉意。

取了粮留了钱,红军战士还给户主挑水扫地,然后再归队,军纪非常好。

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理番,也和喇嘛寺谈判,一次性买了1000头牦牛、30万只羊、22.5万斤青稞麦和炒面。

最大规模的一次“无人买粮”,发生在1935年7月5日到8月25日。

那时红一、四方面军已经会师,达到10万人的规模,粮食需求量很大。

两支红军驻扎的毛儿盖地区,属于人烟稀少的藏区,而原本就不多的藏民和牛羊,又被国府赶走,给红军留下一个无人区。

但是国府能把藏民和牛羊赶走,却带不走田里的青稞。

急需粮食的红军只好动手割青稞。随后红军战士把收割青稞的数量、原因写在木牌上,插在田里,承诺藏民带着木牌找红军部队,可以原价领到买粮钱。

这次筹粮115万斤,因为数量特别大,又没有留下足够的钱,毛泽东感觉很不好意思,到陕北后和斯诺说:

“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,将来我们必须向藏民偿还。”

其实在过草地前,红军一直有稳定的经济来源,我们印象中红军大规模缺粮饥饿,就是发生在过草地的期间,这时候因饥饿减员是最严重的。

等过了草地,红军走出无人区,又可以打土豪了,而且经常性击溃围堵的国军,可以得到相当数量的物资补充。

比如在红一、四方面军分兵以后,张国焘带着四方面军南下四川吃大米,中央红军继续向陕甘行军,于9月份打了腊子口战役,击溃鲁大昌的后卫部队,直接缴获几十万斤粮食、2000斤盐。

这些缴获的粮食物资,对于7000多人中央红军来说,基本足够了。

随后中央红军就到了甘肃陇南的哈达铺,这是比较大的城镇,物资比较丰盛,红军可以把盐换成银元,然后用银元来买东西。

一头猪/5元、一只羊/2元、5只鸡/1元、12个鸡蛋/1角、一担蔬菜/5角,凡是红军需要的,这里都能买到。

所以毛泽东讲话的时候,说了这么一句:

大家都要吃好点。

他们已经不用管能不能吃到,而是可以提高生活质量,吃好一点。

到达陕北之后,毛泽东取出早已写好的一首七律诗,反复修改敲定,最终形成现在的《七律·长征》:

红军不怕远征难,万水千山只等闲。

五岭逶迤腾细浪,乌蒙磅礴走泥丸。

金沙水拍云崖暖,大渡桥横铁索寒。

更喜岷山千里雪,三军过后尽开颜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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