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下几个故事来源于“草榴社区”，喜欢看故事的可以看看。其实现在中国99%的媒体新闻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营养价值了。偶尔看看国外的媒体也挺好。
故事一：
在一家报社当实习生的时候，被邀请去一个村里报道一个舞台节目。
刚找小马扎坐定的时候，一个大爷凑过来，小声问我：“闺女，你是记者不？”
我一下来了精神，血气方刚地说：“我是，大爷，您有事儿啊？”
大爷眼睛里一下亮了起来，挤眉弄眼地意思是让我借一步说话。
我当然不能错过这个大有作为的好机会，目测肯定有大料！屁颠颠地就随大爷去了距离舞台20米开外的洋槐树下。
大爷有冤情，故事是这样的。
他家有个闺女，瘫了，三年前上边有人下来视察，村干部在电视台的摄像机下表演了一场送温暖活动，送来了20斤面粉，他还挺高兴的，结果电视台的人一走，面粉又被村干部抬走了，说这就是个道具，不是真给他家的，他没辙，这事儿也就没再声张。
两年前，上边又有人来视察了，这次可能是个大官吧，说他家好像符合一个什么政策，每年可以拿到几百块的补助，具体多少他也不知道，但反正头一年村干部真按月给了他几百块钱，可发了一年后，村干部就告诉他，政策取消了，以后这个钱没了。
可有人偷着跟他说，这钱其实是村干部偷着留下私吞了。
大爷抹着眼泪说，家里老伴早就没了，他家这个条件只能是他一边去劳务市场出工，还种着地，一边照顾着瘫了的闺女。
几百块钱对人家家里算不上啥，但对他家来说，还是挺多的，因为他一直还想着攒点钱带闺女去大医院再看看，毕竟才十八九岁，正是好时候……
说得我都掉眼泪了，拍着胸脯要帮大爷“讨回公道”。
可我没想到，那个小城根本不讲究什么“公道”，只在乎跟谁关系好就罩着谁。
我选题报上去就被毙了，更有意思的是，村干部马上得到了消息，冷笑着跟我说：“我认识你们报社领导，还认识**大官，派你来让你写啥就写啥，一个刚毕业的小丫头，你最好懂点规矩！”
我一看丫这么嚣张，竟然莫名兴奋，心想终于能整个大新闻了。
但年轻的我毕竟还是图森破了，根本发不了。
这些小报领导，每天腆着大肚子四处吃喝，勾肩搭背地进出着洗浴城，一次次粉饰着虚假繁荣，却没有一次肯在百姓有事儿的时候正经出一次头。
我突然对当时所处的圈子感到厌恶，所以加倍努力地远离了他们。
直到我后来自己做了主编，我都忘不了当初那个圈子里的人带给我的认知伤害。
我不止一次告诉自己，你不努力，就活该被垃圾碾压，就活该跟你厌恶的人整天混在一起。
故事二：
经常参加饭局的人，总会在饭桌上碰到大家举着酒杯互相敬来敬去。
你起初可能特不习惯：这些人怎么这么事儿逼！就不能坐着好好吃顿饭啊？
你以为这些人是来好好吃顿饭的？
大家是来混圈子的啊：交换信息，提升人脉，互相拍马，绑架利益。
你不喜欢？
那就先让自己牛逼到岿然不动、爱谁谁吧。
前段时间参加一个作家的饭局，有出版人，有平台老大，也有身价参差的各路作家。
大家觥筹交错，互相点评，表达欣赏，呼吁结盟，你方敬完我再上，总之整顿饭都没闲着。
只有一个人，坐得特稳当儿，一个劲儿地闷头吃饭，其他啥都不管，他的名字叫常书欣，是《余罪》的作者。
桌上甚至有人啧啧称赞：“最欣赏常老师这一点儿，实在！”
饭后我们一起打车回酒店，等车来的时候，常书欣像个小朋友一样蹲在地上笑嘻嘻地说：“嗨，我最不擅长场面上那一套了，也管不了那么多。”
换做是我，是你呢？
一群领导、大咖都在，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喽啰在那闷头只顾吃饭，连个酒杯都端不起来，别人会夸你“实在”吗？
不会啊，你只会落得一个“不懂事儿”的臭名声。
为什么啊？
因为人家成名了，而你没有。
因为人家有过硬的作品帮自己发声，而你没有。
你厌恶穷不择路、见利就争的嘴脸，为什么还要继续跟这种人接触？你看不起不求上进、挑拨离间的贱人，为什么还是要笑着假装自己不在乎？你不喜欢酒场逢迎、繁文缛节，为什么还是陪着笑脸迈着脚步？
你不敢任性，你不敢翻脸，因为你，得罪不起。
所有的任性，都有对应的代价。
写在最后：
王小波在《沉默的大多数》里这样写道：
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：傍晚时分，你坐在屋檐下，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，心里寂寞而凄凉，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。当时我是个年轻人，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，衰老下去。在我看来，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。
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想到了那些跟一些人鬼混在一起暗无天日打游戏的无望，想到了自己为了讨个人缘而去假装很愿意跟一些人去逛街的慌张，想到了无数个被虚无填满强颜欢笑的荒凉。
我没有更好的路径，每当我厌恶所在的圈子，就会努力让自己变得有选择。
